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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載熙夜宴圖（局部）

“所有尖宿公館，只用家常飯菜，不必務辦整桌酒席，尤不得用燕窩燒烤，以節(jié)糜費。此非客氣，切勿故違，至隨身丁弁人夫，不許受分毫站規(guī)門包等項。需索者即須扭送，私送者定行特參。”

這是清朝道光十八年（1839年）初，林則徐被任命為欽差大臣，前往廣東禁煙時發(fā)布的第一道公文。整篇公文與禁煙無關，而是針對公款吃喝。

據(jù)載，林則徐此行不但拒絕了一切接待饋贈，還輕車簡從，隨從“惟頂馬一弁，跟丁六名，廚丁小夫共三名”。相比利用手中權力一路吃拿卡要的官員，林則徐動用手中權力拒絕接待，可算是高風亮節(jié)。但此舉也側面說明了晚清官場吃喝風氣之盛，一般官員即使心有抗拒，也幾難免俗，若一定要像林則徐這般強硬，恐怕還得罪人。

這種官場風氣并非晚清獨有，而是貫穿了整個中國歷史，只要有官場存在，就少不了吃喝應酬。

權力與應酬從來都是相伴相生

權力與吃喝應酬，有時是個“雞生蛋，蛋生雞”式的問題。古代為官者，吃喝應酬是常態(tài)，幾成官場規(guī)則，有時甚至不吃喝不應酬，就做不了官掌不了權。同樣，歷代農(nóng)民起義雖常有“均貧富”之類的口號，但若真想起到煽動性效果，還是得拿大魚大肉和女人說事兒。也正因此，農(nóng)民起義往往陷入“革命尚未成功，大家已經(jīng)墮落”的怪圈，久貧乍富的義軍在酒色財氣面前迅速腐化，甚至比他們曾經(jīng)反對過的人更加不堪。

以權力換取酒色享受，自古便有。早在周代，《周禮·天官》中就有記載，“凡王之饋，食用六谷，膳有六牲，飲用六清，饈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甕。”這種宮廷宴會在后世因為物質(zhì)的豐富而愈發(fā)繁復，最盛大的當屬每年陰歷大年初一的大朝會之后的宴飲，百官均要參加，還可以攜眷，這個古代最高規(guī)格的公款吃喝活動從周朝便已開始，直至清亡。其他例行公事的還有新皇登基時的元會宴，改元建號時的定鼎宴，祝壽時的萬壽宴等。

在皇權社會里，宮廷宴會屬于“絕對權力導致的特權特供”，本不屬本文探討之列，但這種風氣確實影響了官場生態(tài)，官員們上行下效，將宴會變成了一種固有流程，從升遷、到任到離職，還有壽辰、婚嫁等，宴會貫穿整個官場生涯。至于日常應酬更是生活的一部分，退朝了下班了三三兩兩喝個酒聊個天，是很多官員維系關系的必要手段。

如果官場動蕩，官員調(diào)動頻繁，這種宴會也會跟著頻密，如《漢書》中描述，西漢后期就有“吏或居官數(shù)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的混亂局面。到了《后漢書》，又有“自是選代交互，令長月易，迎新送舊，勞擾無已，或官寺空曠，無人案事”的記載，可見迎來送往、吃喝應酬，已導致行政效率嚴重低下。

有時，官場應酬還會引發(fā)血案，兩漢時期最著名的吃喝事件發(fā)生在演義小說里，《三國演義》開篇不久，倒霉的督郵就吃拿卡要未遂，還被暴打一頓。

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此風仍盛，南朝設“迎新送故之法”，地方官上任和離任都得送禮，一般送故以三年為期，即離任后三年內(nèi)，原任職所在地每年都得去送禮。各州郡甚至設置了“送故主簿”這一崗位，專職迎來送往。這一制度并沒有財政撥款，“餉饋皆百姓出”，所謂“花公款”，成了“花公眾的錢”。

吃喝應酬與政治清明與否無關

有人以為越是皇帝昏庸、吏治混亂的黑暗年代，官員越熱衷吃喝，其實不然。官員應酬吃喝之風，與政治是否清明基本無關，有時盛世反而更為流行。比如中國歷史上經(jīng)濟最為繁榮的宋朝，就是官員吃喝風最盛行的朝代?！端问贰酚涊d，宋朝有“旬設”之制，每一旬都有一次公費宴犒，將公款吃喝變成了國家制度，各衙門動用公款宴請都有公開賬本，名為“公使苞苴（jū）”，這種用于公務接待的公款即稱“公使錢”。

名臣范仲淹曾解釋過公使錢存在的合理性，“竊以國家逐處置公使錢者，蓋為士大夫出入及使命往還，有行役之勞。故令郡國饋以酒食，或加宴勞”，認為這一切都基于公務，讓來往公務人員能夠安心工作。

這些制度使得官員動用公款吃喝成為常態(tài)，宋孝宗時的平江知府王仲行與祠官范致能、胡長文常用公款請客，“一飲之費，率至千余緡”。北宋的尹洙曾在《分析公使錢狀》中記載，慶歷三年，僅渭州官府官員，每月便有五次公款吃喝的宴會。《朝野雜記》記載，南宋時東南諸郡公使“帥臣監(jiān)司到署，號為上下馬，鄰路皆有饋，計其所得，動輒萬緡”，也就是說，不但有得吃，吃完還可以拿禮物。

通常，吃喝肯定伴隨著送禮行賄，僅僅揚州一地，每年用于饋贈的小禮品就花費了十二萬緡，一緡等于一千個銅錢。

北宋時，杭州已極為繁華，朝廷派赴該路的監(jiān)司大多在城內(nèi)設立辦事處，杭州當?shù)剡€得專門安排一名官員負責接待，大名鼎鼎的蘇軾擔任杭州通判時就疲于應付接待任務，甚至稱這里是“酒食地獄”。

時人曾這樣描繪宋朝的公務接待：“送故迎新，交錯道路。受迎者，惟恐船馬之不多見；送者，惟恨吏卒之常少。窮奢竭費，謂之忠義；省煩從簡，呼為薄俗，轉相仿效流而不反?！贝送?，宋朝還曾有“凡點檢或商議公事、出郊勸農(nóng)等，皆準公筵”的規(guī)定，即官員下鄉(xiāng)工作時可以公款吃喝。

另一盛世唐朝也將公款吃喝列入國家制度。中央到地方的各級行政機構都設有食堂與公廚，官員巡視時，地方也會進行接待。唐朝設有“公廨錢”，本意是補充辦公經(jīng)費，但基本用于官員補貼和吃喝。

有一個“雞舌”的典故，前幾年曾被安在唐代官員李紳身上，指他生活豪奢，尤其愛吃雞舌。李紳曾歷任御史中丞、戶部侍郎、節(jié)度使和尚書右仆射門下侍郎等要職，拜趙國公。但真正使他名垂千古的還是那首小孩也會背的《憫農(nóng)》，“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早已是千古名句，提示大家要愛惜糧食。也正因為《憫農(nóng)》與雞舌的巨大反差，一時成了網(wǎng)絡熱門話題。不過他與雞舌的故事并未見諸史料，估計只是以訛傳訛，但以其地位和唐代風氣，生活豪奢倒不會假。

堪稱明代第一名相的張居正同樣豪奢，他有次返鄉(xiāng)奔喪，各地官員紛紛巴結，對這位美食家投其所好，每餐菜肴多達上百道。但即使如此，張居正仍然覺得不值得動筷子。真定知府錢普平時燒得一手好菜，此時親身上陣，才使得張居正大快朵頤，發(fā)出“總算吃了頓飽飯”的感嘆。

各朝皆有制度約束，但難執(zhí)行

對于公款吃喝，大多數(shù)朝代都將之視為嚴重作風問題，并曾出臺各種制度予以限制。如漢景帝時就曾立法，要求官員到任、離任及外出巡視時若接受宴請，必須自己掏錢埋單，否則將免官。最嚴苛的要算是北魏獻文帝，他規(guī)定若官員在地方巡視時吃掉一口羊、喝掉一斛酒，就“罪至大辟”，也就是判處死刑，同席吃喝者也有協(xié)從罪名。

唐玄宗曾安于逸樂，胖子安祿山常去宮中混吃混喝，還演繹出不少桃色傳說?？伤硎芰诉@么多的優(yōu)厚待遇，居然還起兵造反，一場安史之亂直接將盛唐打至低谷，實在令后世李姓子孫火冒三丈。于是晚唐時又有規(guī)定，各地節(jié)度使來朝廷覲見皇帝，以表忠心時，都得拿出點實際行動，這個實際行動就是自己掏腰包在皇宮里擺酒席，邀請皇帝與朝中官員出席，名為“買宴”。

買宴表面上看是將公款吃喝的花銷轉嫁給了官員，在一定程度上節(jié)省了國庫開支，但熟悉官場運作的人都清楚，官員有各種辦法可以將之再度轉嫁，比如回自己單位報銷，或者轉給下級埋單，即使真的一度自掏腰包，也可以通過橫征暴斂或者索賄將之討回。

在吃喝風最盛、甚至將之制度化，變成官員福利的宋朝，也曾立法整頓吃喝風，而且堪稱歷朝歷代中立法最為詳細的。如《慶元條法事類》記載，“諸道守任臣僚，無得非時聚會飲宴以妨公務”，各州縣官“非遇圣節(jié)及赴本州島公筵若假日，而用妓樂宴會者，杖八十”?！堵氈齐贰穭t規(guī)定各官“預妓樂宴會者各徒二年，不應赴酒食而輒赴各杖一百”。從這一點來說，前述的“旬設”制度甚至有點“高薪養(yǎng)廉”的意味，希望借助公款吃喝的制度化，規(guī)定時間與規(guī)格，以此限制公款吃喝的次數(shù)。湖州知州劉藻在任上“專事筵宴，庫帑告竭”，被降職罷官，前文提到的“一飲之費，率至千余緡”的王希呂、范成大與胡元質(zhì)等人，也被宋孝宗“怒而詘之”。

宋代文學家蘇舜欽也曾因公款吃喝落馬。他曾擔任集賢校理、監(jiān)進奏院（所謂進奏院，即藩鎮(zhèn)節(jié)度使的駐京辦），而且還有后臺，老丈人杜衍時任宰相。有一回，他將公家的廢紙賣掉，用所得買酒設宴，還招來樂妓助興。結果被老丈人的政敵得知，立即指使御史彈劾，蘇舜欽以“自盜”罪名被免職，并被趕出京城。

這些制度雖然在某些節(jié)點和事件上起到了約束作用，卻無助于改變整個官場風氣，大吃大喝貫穿于兩宋，直至滅亡。

明朝從一開始就對公款吃喝予以極大約束，但公款吃喝乃至迎來送往的密度卻不亞于宋朝。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出身低微，因此對官員腐敗深惡痛絕，甚至到了矯枉過正的程度。他的制度建設直接影響了明代官場生態(tài)，但遺憾的是，這種影響基本上是負面的。

明代官秩分為九品十八級，俸祿分為十八等。正一品每年祿米一千石，俸鈔三百貫，從九品祿米六十石，俸鈔三十貫，這個俸祿其實只夠官員勉強糊口，維持家庭基本開支，多養(yǎng)幾個仆人丫鬟，立刻就會揭不開鍋。如七品縣官年俸只有九十石米，僅僅夠二三十人吃一年，但縣官除了家人外，還要養(yǎng)吏，老婆孩子辦事人員都靠這九十石米，連吃飽都不可能，更別說生活了。如果沒有灰色收入，地方官根本活不下去。

而迎來送往偏偏就是明代官員不可避免的官場規(guī)則。文學家袁宏道曾在萬歷年間當過吳縣知縣，才上任幾個月，就致信朋友大吐苦水，說人人都覺得做官好，其實做官真辛苦，做知縣尤其苦，因為“上官如云，過客如雨”，每天從早到晚都在接待。

吃喝作為交際的必要手段，與送禮一樣，就此成為通用的官場規(guī)則

公款吃喝乃至迎來送往，之所以成為歷朝歷代都無法解決的風氣，與官場生態(tài)有著直接關系。

宗承灝曾在《灰色生存》中寫道：“中國古代官場是一個熟人社會，很多事玩來轉去最終都要糾結在‘人情’二字上面……熟人社會的最大特點就是讓人與人之間形成一種私人利益的對接管道，并通過這種管道把人與人聯(lián)系起來，將各個點連成一條線，最后構成一張張無所不在的關系網(wǎng)。而灰色收入正是這一張張關系網(wǎng)捕進去的魚和蝦，網(wǎng)越大捕進去大魚大蝦的幾率就越高。關系網(wǎng)越織越密，灰色收入也就愈演愈烈，并進而成為深度扭曲的人際關系的一種潤滑劑?！痹谑烊松鐣?，人情大過天，官員無論是想升遷還是想自保，都必須通過付出大量交際成本來維系人情。吃喝作為交際的必要手段，與送禮一起，就此成為通用的官場規(guī)則。

但與此同時，歷朝歷代官員的俸祿大多不高，要維系這種“灰色生存”，就需要更多灰色收入，這些灰色收入的重要來源就是公款。比如明代，地方官的主要收入其實是地方財政收入的截留，即俗稱的“火耗”，京官的主要收入則來自地方官的饋贈。

清朝曾以明朝為鑒，試圖整頓風氣，明令京官去地方，上級領導到下屬單位，出差費用一律自理，地方和下屬單位也不能宴請饋贈。可是清朝沿襲了明朝的低俸祿，京官待遇尤其低，因此外放或出差都成了發(fā)家致富的機會。

地方官為了升遷，也會尊重京官的“話語權”，常年孝敬。二者相互作用，形成了在皇權體制下根本無法動搖的利益鏈。在這種大背景下，動用公款吃喝簡直就是“小兒科”的行為，何況，即使官員自掏腰包，這筆飯錢的來源大多也非正道。

清朝道光年間的進士張集馨著有《道咸宦海見聞錄》，該書也是后世研究官員灰色收入的重要資料。他曾在翰林院呆了六年，三十七歲開始外調(diào)，宦海浮沉，歷任山西朔平府知府、陜西督糧道、四川按察使、直隸布政使、河南布政使和福建布政使等職。他對自己的總結是：“應酬不可謂不厚矣！”

他在福建當汀漳龍道臺時，閩浙總督顏伯燾被革職，帶著家眷、兵役、隨從等三千多人回鄉(xiāng)，途經(jīng)漳城。當?shù)貍渚葡垜虬?，還送上“程敬”（以路費名義送出的禮金），共花一萬兩銀子。當?shù)毓賳T顯然是看重這位被革職官員背后仍然存在的官場網(wǎng)絡。如果是欽差出巡過境，地方會先從財政里借出一筆巨款開銷，最后由各州縣和部門分攤，“大約每次攤派俱在三五萬金”，用于吃喝接待和饋贈禮金。欽差往往故作姿態(tài)不肯接受禮金，地方官還得派人將禮金送往其京城私宅。如此到位的服務，只因欽差能在皇帝面前說話。

在這本書中當然免不了關于吃喝的記錄。張集馨擔任陜西督糧道這一肥差時，終日迎來送往。在西安過路的官員，將軍巡撫都要請客，便由他承辦，首先寫請?zhí)迅鞴偬栃彰蚵犌宄?，然后把帖子送到各官署驗明，沒錯了，才發(fā)給過路官員。然后張燈結彩，準備宴席。

每場宴會有兩個戲班唱戲，上席有五，中席十四?！吧舷匮喔C燒烤，中席亦魚翅海參”，還有西安難得的活魚，但上席每桌都要上條活魚才夠氣派。如果檔次不夠，客人就會責怪督糧道慳吝。酒席要到深夜才結束。第二天還得為過客送行，贈送盤纏，厚薄則以官職尊卑而定，少則一二十兩，多則三五百兩。“每次宴會，連戲價、備賞、酒支雜支，總在二百余金?！?/p>

西安處于內(nèi)地，吃喝還算便宜，張集馨在福建上任時擺酒，一桌菜要銀元1600元，折合上千兩白銀。這種天價宴席，就算官府也吃不起，他只能將宴席規(guī)模從三桌降為一桌。

本地官員彼此間也少不了各種宴會，以聯(lián)絡感情?！肮賳T終日送往迎來，聽戲宴會；大宴會每月都有，小應酬則日日不斷?！庇绕涫菑埣吧頌槎郊Z道，更不能占著肥缺不會做人，到了年節(jié)，更是要請將軍、巡撫宴會，還要赴外道府縣進省者的宴請。這位爺?shù)扔谌晗聛?，就是在胡吃海塞，收賄授賄。

清代汪輝祖曾著有《學治續(xù)說》，其中就曾大談接待的重要性，這事兒處理不好，別說升遷了，連官位恐怕都保不住。他還認為，“凡有陋規(guī)之處，必多應酬。取之于民，用之于官，諺所謂‘以公濟公，非實宦橐’，歷久相沿，已成常例”?！叭≈诿?，用之于官”八個字，揭示了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