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椿（1623—1665），字伯珩，山西陽城人，20歲考中進士。清順治初年，任原武縣（今新鄉(xiāng)市平原示范區(qū)）知縣四載，后歷任陜西道監(jiān)察御史、四川按察史、江南巡鹽御史等職。順治十七年（1660），升任工部右侍郎（從二品）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和陜西巡撫。張椿勤政愛民，最終積勞成疾，于42歲英年早逝。山西提學道（正三品，掌管全省學政）采納民意，追認張椿為“名宦”，《河南通志》《四川通志》等地方志書亦將其以“名宦”載入史冊。

21歲赴任知縣

1644年，年僅21歲的張椿赴任原武縣知縣。當時的原武縣飽經(jīng)戰(zhàn)亂之苦，滿目瘡痍，匪盜猖獗，大批鄉(xiāng)民流離失所。張椿目睹殘破景象，十分難過，隨即采取仁政安撫百姓，“招撫流亡，墾荒緩征，嚴保甲，興學校，戢盜安民”，以減免稅賦、減輕徭役的辦法“布愛民之實政”，鼓勵百姓墾荒種田。一年后，家家戶戶糧食充足，百姓生活安定。接著，張椿又興辦義學，鼓勵塾師設館或鄉(xiāng)民共聘教師授課，采用靈活學制，學費按學業(yè)高低分攤，各學段學費較少，且農(nóng)忙時休學，故入學者眾多。一時間，縣域讀書聲不絕于耳，耕讀之風盛行，社會安定。

張椿在原武縣任職期間，為官清正，造福一方，深受百姓擁戴。由于張椿政績卓著，任原武知縣4年后升任監(jiān)察御史。離任時，滿大街的百姓攔車苦苦挽留，《山西通志》載其“以卓異征為御史，百姓遮道擁留，立碑建祠”。張椿離任后，原武百姓感念其恩德，為他建立了祠堂，刻立“邑侯張公去思碑記”。這在當時社會極其少見。

心系百姓愛民如子

張椿十分體恤百姓疾苦，凡是對百姓不利的事情都敢于秉公直言，從不給百姓增加稅賦和財物負擔。

據(jù)《河南通志》記載，原武縣瀕臨黃河北岸，上級官府因在原武開設渡口增加了百姓大量的勞役和財物支出，但該渡口客流量甚微、作用不大，實乃勞民傷財之舉，百姓怨聲載道。張椿冒著以下犯上的罪名為民請愿，多次向上反映實情和民怨，請求關閉渡口，終被獲準，恢復了百姓正常的生產(chǎn)生活。

據(jù)《陜西通志》記載，張椿任陜西巡撫時，兵部以擴充西寧邊防軍費名義，令陜西每畝地增加一分地的稅賦，張椿便向兵部力陳陜西百姓之苦，終獲免除。張椿在四川按察史任上時，為鼓勵川北的保寧、順慶兩府軍民墾荒種田，向上級請求調(diào)撥了5萬頭耕牛用于軍民耕種田地，當年所產(chǎn)糧食除了保障軍民所需外，還余糧81萬多斤。

張椿無論任職何地，對百姓“戴之如天地父母”，均能受到當?shù)匕傩諓鄞??？滴踉辏?662），張椿由陜西巡撫調(diào)任福建督糧道時，陜西百姓亦是難以舍別，沿途數(shù)百里的百姓都自發(fā)在路上以好酒好茶相送。

秉公執(zhí)法鐵面無私

順治八年（1651），張椿赴任江南巡鹽御史之初，江南鹽務局面混亂，官商勾結販賣私鹽成風。張椿以身作則，嚴禁接受鹽商請托，親自盤查官商夾帶私鹽、販賣私鹽行為，任期內(nèi)累計完成1560萬斤的官鹽任務后，又超額完成2760萬斤的官鹽運銷。因政績突出，江南巡撫向朝廷著力推薦，晉升其為大理寺丞（正五品）。

張椿為官清正廉明，斷案公平，從不收取任何財物。當年豎立在原武縣張椿祠中的“邑侯張公去思碑記”里，原武百姓稱其“聽斷詞訟，曲直立斷，罪贖紙、谷概弗取，此猶曰一廉吏之能也”；民國二十四年版《原武縣志》記載其“蒞任四載，不染一塵”；《河南通志》載其“蒞任四載，防潔自持，以卓異去任”，給其極高的評價。

傾其所有造福鄉(xiāng)里

在山西陽城縣砥洎城張椿的老家，一直流傳著張椿的美名。據(jù)祖輩生活在砥洎城的張安民老人講，張椿雖在外做官卻從沒忘記家鄉(xiāng)，資助家鄉(xiāng)辦了學堂，還為家鄉(xiāng)修路造橋，為老百姓辦了許多好事。特別是在張椿回鄉(xiāng)期間，繞砥洎城而過的沁河漲水，數(shù)丈高的浪頭猛烈擊打著城門，砥洎城岌岌可危。鄉(xiāng)親們急忙將兩尊數(shù)噸重的大鐵牛推入河中想鎮(zhèn)住水患，但無濟于事，就在水吞城門的緊急關頭，張椿手舉烏紗帽向巨浪喊道：“如若水退，舍我官位?！闭f話間，他奮力將烏紗帽拋向浪頭。說也奇怪，浪頭瞬間落下，河水退去。

張椿一生清廉，在家鄉(xiāng)從未置辦房產(chǎn)，其老家房產(chǎn)均為祖上所留，康熙帝念其功德，下詔褒封其三代為官，封其子張茂生為戶部員外郎。張茂生為官25年，在45歲時辭官回鄉(xiāng)辦義學、設“五賢祠”，教化民風，孝友為政，頗具張椿遺風。